中国经典更新的三条路径

作者：张涛（清华大学智库中心、人文学院副研究员）

中国经典在世界古典之林中以极强的延续性著称，这一延续性与中国古典传统不断更新的特点是分不开的。而经书作为中国古典的核心，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至少存在着经目扩充、文本新解与经书重编三条经典更新的路径。

扩充经目

今日的经典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变，并非自古而然。西周王官学以“诗、书、礼、乐”为四术、四教，经孔门传授、增补为五经、六经，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原典。嗣后历代上至朝廷，下至普通读书人踵事增华，陆续有了五经、七经、九经、十经、十二经、十三经、十四经等等说法，到了清代，有些学者甚至主张经典数量应超过20部。总体而言，中国经典范围不断扩充，经目呈现出由少变多的明显趋势。

这种现象最能够说明，中国经典不是封闭、僵化的，而是不断发展、充满活力的。内容不一、各具特色的经典选目，反映了彼此相异的经典观念。部分经目虽然表面上来看数量相同，但具体的选目又有不同，比如宋代刘敞的“七经”是指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和《论语》，在清儒戴震那里，“七经”则是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不同的经典选目，有些得到了较为广泛认同，有些则仅为个人一家之言，彼此之间既是竞争关系，又能相互启发激荡，共同丰富了伴随时代而变化的经学思想。必须指出的是，无论经目怎样变动，中国经典体系中最核心的经典则始终不变，经典体系的中心保持基本稳定，宋代出现的“四书”新经典体系，选目范围仍不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。经书选目的扩充是围绕着最核心的经典而发生的。当代也有不少学者以中华文化中的核心经典为基础，提出过自己的新经典体系构想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饶宗颐先生2001年《新经学的提出——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》一文中的意见。根据饶先生的意见，久已被前人确认为经的《诗》《书》等古典自然要算经书，此外，《逸周书》《国语》应当入经，与《尚书》具有同等时代与历史价值的长篇青铜器铭文，以及体现思想性的重要出土简帛文献，也应当入经，甚至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道家典籍也要成为经典选目的重要组成，因为儒道互补，新的经典体系应当兼容并包；而传统十三经中的训诂词典《尔雅》，竟不得列为经书。饶先生的一家之言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经典理念，或将蕴育出一个立足传统、面向未来的经典更新的计划。

另外，历史上还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拟经、补经作品。在传统学术观念中，经为圣人之作，继圣而起，不得僭越，只能称贤。代有作者，希圣希贤，他们或发愿弥补古代经书的残阙，或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，高悬的鹄的却都是重光原典精神，因此往往效仿古典形式。尽管这些作品难以跻身严格意义上的经书之列，无法对经目的扩充产生实质影响，但拟经、补经无疑是在中国经学思想笼罩下发生的现象，拟补经典而形成的作品充实了经典体系，也应纳入规划经学制度时的考量之中。清初朱彝尊作《经义考》，特编“拟经”十三卷收录其中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“大经典观”。

注解经典

对经典进行注释解说，是东西方古典学的共性。这一方面是由人类尊崇经典权威的心理机制所致，另一方面自然与时光流逝、古今变迁脱不开干系。为了读懂古代典籍，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，使用所处时代的语言、观念来解读古典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注解文本。注解文本尽管不能等同于经典本身，却隶属于经典体系，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强有力支撑，至少在中国学术传统中，常被当作宽泛意义上的经书。尤其当去古愈远，对经典的传注也需要加以解释，遂形成了疏体文献，亦即“注解之注解”。中国经学因此形成了相当稳固的“经—注—疏”三级体式，这是中国经典解释学的鲜明特征之一，并发挥了影响深远的政教功能。影响所及，四部典籍不但具有一般性注解，而且都涌现出有代表性的注疏作品，像清朝学者董增龄的《国语正义》、近人高步瀛的《文选李注义疏》和王利器的《吕氏春秋注疏》，就是史、子、集三部之中“注解之注解”晚近的著名代表。相较而言，这样一种强大的注疏传统，在西方古典学那里不甚明显。

注解经典首先要追求古典原意，然而注疏家有意无意之间却会赋古典以新义。同一段经文，汉朝人与宋朝人能读出迥然有别的意蕴，清朝人也有不同的读法，而当代人出于自身的关切，又会产生新的经典诠释学以解读自古以来的典籍。经典诠释的指向具有多重可能，这取决于经典本身的多义性和时代更替所带来的诸多转变，以及不同诠释主体的意图、学养与境界的差异。经典诠释是富于创造性的工作，即便面对内容偏向实证的经文，经师儒者的注解也不免渗入时代或个人色彩。三礼学史上的郑玄注以“多引汉法以况周事”而知名，贾疏也惯于“以唐制况周制”，甚至宋元经生儒者也用时事、时制佐证经书，而晚清孙诒让更是拿他刚了解到的西洋新法来比附《周官》。古典新义一方面拉近了读者与古典的距离，令后世学子不至于对古典太过陌生，另一方面也能让古典更加贴近当下情境，从而在每一个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风采。历史世界的变迁与恒常就这样融汇在对经典的解读之中。

重编经籍

对经典重加编纂，形成新的文本，这是经典更新的另一路径，可惜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不为学者重视。经目的变动是经典体系调整的显性特征，是最易为人识别的经典更新路径。经典注疏虽以因袭传统解释为主，但缓慢而潜移默化地融入新知、新义，是中国古典学的正统，是最易被人接受的经典更新路径。而经籍重编则是单一古典内部的重新编排调整，常较隐微，很多时候还会遭受尊经心态的压制，在传统学术中长期得不到认可，然而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经典更新路径。重编经籍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，于《诗》《书》，宋以后学者多有所改补；于《周易》，北宋有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，南宋有吴仁杰《古周易》；于《孟子》，著名的反面典型要数明代《孟子节文》，该书以删节的形式改造《孟子》，企图实现君主专制对民本主义精神的清除。由礼书文本的特殊性所致，针对经典礼书的重编举措尤多且巨。

魏征曾打散《礼记》次序，“以类相从，别为篇第”，题名为《类礼》。唐玄宗调整《礼记》篇目，重新编纂为适于时用的新书。相较于唐人改编集中于《礼记》，北宋吕大临则转向《仪礼》为本，“取三礼附之”，至南宋朱熹终于设计编纂了《仪礼经传通解》这一体大思精的经学典籍。尽管此书未能在朱熹生前如愿完成，可是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，又产生了相当数量性质接近的礼学著作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将此类典籍统称作“通礼”。这些通礼著作，采取了不同的编纂体例，其背后实有相近相通却又异彩纷呈的礼学理念支撑。比如朱熹和元儒吴澄皆用从《仪礼》衍生而来的自创体例来统摄全书，而清代秦蕙田则以渊源于《周礼》、定型于《通典》的“五礼”观念编出《五礼通考》这部鸿篇巨制。以“通礼”著作来重新整编古典礼学、礼制资料，成为元明清时期的一股重要学术思潮。

从历史上看，其实汉儒对先秦典籍的编纂校订，虽与后代经籍重编的情势不同，其本质也是一种重编。同样是针对《仪礼》，刘向与大小戴等汉代经师编纂出不同的篇次，已表明他们学术理念的区别。而朱熹等通礼作者本质上也做着与刘向近似的“谨编次”“条篇目”“删复重”“订脱误”“增佚文”“存别义”等工作。如果再上溯至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、定礼乐，可以发现，孔子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对周代文明与典籍的重新梳理，由此，中国经学便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。就此而言，重编经籍的重要意义不能被忽视，更不应被敌视。回到当下，学界对经典的改编、选编、选译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重编经籍传统的一种当代延续。古典学所彰显的历久弥新的魅力，正在于此。我们对重编经籍在激发古典活力中的作用，应有更加充分的理解与重视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4月05日 07版）

来源：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